「你信仰什幺宗教?」对中国人而言是个奇怪的问题

「你信仰什幺宗教?」对中国人而言是个奇怪的问题

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在社会中受尽折磨,带着疑惑,转而在宗教里寻求解答,而教义信仰带给他们的慰藉,是他们周遭这个极度世俗化的社会环境所无法提供的。他们想要知道,除了唯物论之外,生命到底还有什幺别的意义,怎样才能算是美好的人生?就像一位我为了本书写作而採访的人对我说道:「我们本来以为日子过得不开心,是因为穷。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有钱了,我们却还是不快乐。后来我们明白自己失去了什幺,那就是精神生活。」[1]

最使人惊讶的是,这种对精神生活的探索居然发生在中国的腹心地带,也就是北从北京、南到香港,东起上海、西迄成都,中间这一片广袤宽阔的土地上。这片土地通常被称作「中国内地」(China proper),两千五百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摇篮,是这个国度的诗人与哲人的诞生地,是史上着名战争和政变上演的舞台,是小说和戏剧设定的场景,也是最神圣的神山圣庙的发祥地。这里是中华文明诞生与茁壮繁荣的地方,至今也依然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生活聚焦的重心所在。长久以来,我们知道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西藏人和维吾尔人)相当重视宗教信仰,有时候宗教还被当作是他们抵抗国家压迫的工具。但现在我们在中国境内的一个族群当中,发现了类似、甚至程度更为强大的对精神心灵的渴求,而这个种族构成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口。这种对意义和价值的探索,并不是少数民族的慰藉,而是来自于最受惠于中国近年来经济起飞的族群。这就是为什幺本书将讨论的重点聚焦在华人,他们也被称为汉族。他们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精神生活;他们所走过的路,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中国经历的旅程。

不是所有的人都从精神层面来看待这种探索。批评政府的人士,通常将其视为全然的政治议题:国家需要以更好的治理与法律来消除社会的弊病。体制内倡议改革的人士,却以更技术层面的角度来检视,他们认为行政体系架构如果能够进行改良、并且提供较好的服务,将可缓解民众的冷漠与愤怒。

不过,大多数的中国人却以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诚然,中国需要更良善完备的法律与制度,但也同样需要一个道德上的指南。由于中国历史与传统的缘故,这种想要全面依靠道德力量的憧憬尤其强烈。几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因为一个观念而凝聚在一起,这个观念认为,光是凭藉法律,无法使人民团结一致。不但如此,像孔子这样的哲学家也主张,社会也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大多数的中国人至今仍然抱持这种看法。对于很多人来说,答案就是参与某种形式的心灵实践:一个宗教、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道德修行的形式──这些事物能够让人们的生命变得更富有意义,而且能促进社会的变化。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心灵精神的复甦,其规模有如十九世纪美国的「大觉醒」(Great Awakening)宗教运动。有如一个半世纪之前那样,这个发展中的国家,现在正因为剧烈的社会与经济变迁而徬徨不安。人们涌入新而疏离的城市,在这样的城市中,他们既没有朋友,平日生活也没有互相关怀的力量。宗教与信仰向各个地方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审视下面这些古老问题的途径,人们始终都殚精竭虑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为何在这里?什幺才能让我们真正感到快乐?从个人到社群乃至于国家,我们该如何安身立命?什幺才是我们的灵魂?

为了明白这种心灵精神上的不安骚动,我们必须先做一番回溯,才能了解其起因根源──动荡的源头起自一场足堪列名世界历史上几次规模最大的反宗教运动,几乎中国境内的所有主要宗教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道教、民间信仰以及伊斯兰教等,全都受到这场运动波及。由于中国已经受到共产党的统治很长一段时间,这场反宗教运动,看来颇像是无神论的共产党人攻击宗教的典型案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是。不过,实际上这场运动却并非起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天下之时,而是开始于中共建国一个世纪之前,中国的传统文明自那时起开始逐渐分崩离析。

传统文明的土崩瓦解,起因于一场信心危机。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中国在大多数的时间里都是邻近诸国的领导者。有些邻邦可能在武力上胜过中国,尤其是北方的几个游牧民族,例如匈奴、蒙古、以及满洲人等。但是即使是这些民族佔尽优势、征服中国之时,中国人也很少怀疑自身文明的高明优越。中国人通常会自我批判,但是仍旧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远比邻邦高明。

当中国与西方遭遇之后,这种文化自信产生严重的动摇。从一八三九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遇一连串的军事挫败。朝廷当权者最初并不忧虑,认为只要改良技术,尤其是兵器、船舰以及火炮,就可以扳回劣势。但是等到中国迭番丧师失地,人们心中的危机感陡然而生。此时中国人开始环顾世界局势,见到西方如何瓜分美、非两大洲,并且征服印度。中国会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吗?

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有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国家真正所需要的,绝不只是表面浅层的变革而已。他们体认到,中国欠缺现代科学、工程技术、教育、公共卫生和进步的农耕技法。上述这些事物全都来自另一个组织结构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社会,而科学乃是那个社会主要的基础。随着危机日渐加深,愈来愈多激烈的想法在人们的脑海里生根。中国不只亟需新的政策,或甚至是新的朝代。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罢黜皇帝,推翻现行运作的整个政治体系。而这就意味着要摧毁现行体制最重要的支柱,也就是宗教体系。

为什幺是宗教?难道中国不能只是改革其学校、使经济现代化,而非得摧毁传统宗教信仰不可吗?在今天,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权,而国内的各种传统宗教也相当普遍,两者看来似乎并不矛盾。但是宗教在昔日传统中国社会里扮演的角色,却与今日大相逕庭,当中有些事物,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能够理解。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颇类似于「亚伯拉罕一神诸教」(Abrahamic Faiths,译按:即给予《旧约圣经》中先知亚伯拉罕崇高地位的三个一神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只不过在中国,取代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的,是佛教、道教和儒教。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的宗教有如历史学者杨庆堃所称,乃是「瀰漫」在整个社会之中。[2]

中国的宗教不是仅次于世俗社会的另一个国家柱石,也不能按照世界上其他宗教组织活动的标準来定义:例如你每星期一到两次,到某个特定地点,在某部特定圣典的导引之下从事礼拜活动。中国的宗教很少钻研神学,几乎没有神职人员,也很少有固定举行崇拜的场所。不过,这并不表示中国的宗教意识是淡薄虚弱的。相反的,它延伸传播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有如一层包膜,将整个社会兜拢在一起。

举例来说,人们的日常工作就带有宗教意识。几乎每项职业都有各自尊崇的神祇:木匠以发明许多木工艺及建筑技术的历史人物鲁班为祖师爷;练武之人尊祀关公或猴王孙悟空;悬壶济世的医者祭祀华佗,他是三世纪时执行脑部外科手术的先驱;在海上讨生活的水手则祭拜女神妈祖。[3]这样的清单可以无止境的继续列下去:染工、酿酒人、裁缝匠、乐器工匠、乐师和梨园伶人、厨师、理髮匠,甚至是职业说书人,都有各自崇祀的神祇;一九二○年代,在一份对北京二十八个手工业行会进行的调查里显示,只有四个行会没有祭祀祖师爷的习俗。而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里,几乎每条街衢的角落,都设有庙宇或神坛。美国历史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研究北京的宗教生活史,她估算在一九一一年时的北京城,大约拥有一千座寺庙。[4]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形与北京大同小异:每个村庄至少都有一到二座寺庙,许多村镇则有六座寺庙。

很多人或许会好奇,我们现在讨论的究竟是哪一个宗教?上述这些究竟是佛教还是道教的习俗?在大多数情况里,答案是二者皆非。由于亚伯拉罕一神教在西方世界佔有优势主导地位的缘故,我们都以专有名词进行认定:这个人是天主教徒,那个人是犹太教徒,而另外那位则是穆斯林。这些宗教信仰已经清楚的界定各自的信仰论述,而其聚会崇拜的场所、遵循的圣典,以及通常会连带包括的神职人员,也都有清楚的设定。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宗教里,信仰是绝对且排他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过犹太教的逾越节、举行基督宗教的大斋节斋戒,然后还依照伊斯兰教规前往麦加朝圣。纵然「新时代运动」信徒(New Agers)各教元素均霑,仍然被视作是异端。

传统中国宗教却不是这样。这就是为什幺调查者想要弄清楚中国百姓是否有宗教信仰时,会大吃苦头的原因。对于那些按照一神教为典範定义宗教的人来说,询问他人「你信仰何种宗教」似乎不是什幺困难的问题。他们期待听到清楚明确的回答,像是「我是佛教徒」或者「我信仰道教」之类。可是从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看来,这却是个奇怪的问题。宗教是你所在社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各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寺庙和神祇,会在某些特定的节日里崇祀。其中并没有什幺选择的余地。中国的确有三个不同的「教」(译按:这里的「教」偏向「教导」的意思,而不是「宗教」)──即儒教、道教和佛教,不过它们并非分别独立运作、拥有各自信徒的宗教。三教主要是对地方社群提供服务:例如,某个社群可能会敦请一位道士或法师到寺庙里主持法事,而三教各有其特有的方法,比如佛教禅宗的打坐冥想或净土宗的发愿修行、道教的参玄修炼,或是儒教的克己复礼。[5]但是它们并不被看作是各自分离、互不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人们相信这些「教」的混合体,最够格被称作是中国的「宗教」。

实际上,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与其他宗教泾渭分明、并且能够清楚界定的宗教体系当中的一部分,这种概念对中国人而言还是太过陌生,以至于在一百年以前,当现代化改革志士想要运用西方典範来重整中国社会的时候,他们必须从西方借用字彙。他们转而向日本取经,因为后者在一个世代之前已经开始类似的讨论,于是他们从日文里借用了「宗教」和「迷信」等词彙。在此之前,几乎不存在宗教与社会或政府分离的概念,而是全部合而为一,没有不同。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道德规範。

这种情形反映出神学理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在微不足道。在如基督教这样的宗教里,神学家们使用希腊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提供的工具作为协助,慷慨激昂的争论如「三位一体」(Trinity)或原罪等议题。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情形:学者们参与群英云集的辩论会,为了教义或行为举止的表现而彼此争论。中国有长远悠久的历史,因此可能找得出类似上述的例外──比如在六世纪时,曾经有一次知名的事件,由佛、道二教的支持者在御前进行辩论(辩论的结果,道教一方落败,佛教支持者于是写了一本叫做《笑道论》的书以抨击道教)。然而,总的来说,这类关于教义的讨论非常少见。大多数的人们视这类活动为无关宏旨之事。

中国人真正感兴趣的,则是礼仪──换句话说,也就是关于适当行为举止的议题,相当务实,而且影响深刻。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姜士彬(David Johnson)在其着作《盛景与献祭》(Spectacle and Sacrifice)一书当中所说:[6]

中国文化是一个注重外在表现的文化。……中国的哲学家对于人们的行为举止、以及何种行为能算得上是良好之举的关切,要远远超过使用逻辑以证明假说命题。礼仪是外在行为或表现的最高形式;每一项重要的人生大事,以及社会、政治或宗教活动,全都深嵌入礼仪之中,并且透过礼仪来表达。

这些礼仪协助中国社会构成其组织。以今天的标準来看,传统中国的官僚组织规模实在相当的微小,而大部分北京朝廷派出的地方官员,只到县令这一级,这就意味该名县令需监督管理数百个村镇、数万名百姓。更重要的是地方名望人士的角色,通常他们又被叫作仕绅或文士,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受过教育,学习传统经典。寺庙和宗教习俗不但将这些人团结起来,更形成一个供他们施展统治的权力架构。每座村庄里实际掌握关键权力的那一小群人,就是那些负责主持地方寺庙的人士。这群人之所以在地方上组织起来,通常还兼有其他的用途,像是修建灌溉系统,或是发起民团对抗盗匪等等。寺庙还能作为政府施展治理的空间。地方耆老可以在这里聚会,宣讲朝廷文告,或是在此执行惩处。一座地方庙宇的功能,就等于是将中世纪欧洲城镇的主教座堂和市政厅合而为一。套用历史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话来说,宗教乃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权力网络」(nexus of power)。[7]

注释

[1]作者对陆永(Catherine Lu Yong,成都郫县地下教会的牧师)于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做的採访。

[2]见C. K. Yang,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3]见Burgess, Guilds of Peking, 176.

[4]Naquin, Peking, 23.

[5]见Goossaer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6]David G. Johnson, Spectacle and Sacrifice, 10.

[7]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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