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化的人性苦果:中国最错误的政策?

 一胎化的人性苦果:中国最错误的政策?

Nicholas D. Kristof

译|睫状肌

  全世界应该没什幺政府决策,像中国的「一胎化」政策用如此私密又粗暴的方式,影响了那幺多人。西方世界倾向于赞成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因为他们也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有助于抑制中国的人口成长,并克服贫穷问题。

  事实上,一胎化政策完全没有必要。所导致的中国人口快速老化,更为国家的经济前景埋下隐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王丰(Wang Feng)就曾经断言,一胎化政策是中国错的最离谱的政策,比「文化大革命」,还有造成世界史上最严重饑荒的「大跃进」,都来得离谱。

  一胎化政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撕裂了家庭,摧毁了他们的生活,虽然它已在2015年秋天正式喊停,但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却依然余波荡漾,包括十二万在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被领养的中国宝宝。

  过去一直流传一种说法,这些被收养、大部分是女性的婴孩,是重男轻女社会中不被期待的产物,而被她们的父母所遗弃。现在已经长成青年的她们,该知道这一切複杂得多。决定他们命运的并非冷血的父母,甚至也不是厌女的习俗,而是一个撕裂家庭的政策。

  假如妳是12岁大出生在中国、成长于美国家庭的少女,显然有点早熟地正在读这篇文章,那幺妳的故事,可能就是Kay Ann Johnson的新书《中国隐藏的孩子:弃养,收养与一胎化政策的人性代价》里,本名「胜师」的少女的故事。这本书揭露了一胎化政策实际上是如何展开的,许许多多被领养的孩子,其实并非被「遗弃」。

  徐广文与妻子江丽芳(两者皆为音译),这对平凡的村民在1994年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推动的生育政策是「一胎」并不精确,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生第二胎甚至第三胎是可被允许。假如这对夫妇是先有一个女儿,那幺几年过后他们可能会得到允许生育第二胎。但因为现在他们第一胎生的是儿子,那就没办法了。然而,这对夫妇还是想要第二个小孩,江丽芳更是想要女儿,于是他们只得开始密谋。

  在这个地方,所有育龄已婚妇女,每三个月都必须做一次妊娠检测,如果是阳性反应,可能就得要强制流产。想方设法规避管控的风险是被罚款、老家被拆、甚至是强迫绝育。然而当江丽芳在2003年怀孕时,她和她的先生就下定决心要保住这个可能的女儿。江丽芳偷天换日用朋友的尿液,让其检测结果变成阴性,而在孕期最后几个月,她则被送回娘家躲藏起来。江丽芳夫妇把小孩命名为「胜师」(原文为Shengshi,音译),意思是「成功」,突破重重难关也要达阵成功!如果被当局盘问,他们会说这女孩是外面捡来的,只是因为可怜她没人照顾才把她带回家。

  不幸的是,上级派来了新的官员,负责督导家庭计画的严格执行。有人匿名通报了女婴,那一天来了七个彪形大汉,团团围住屋子,夺走了熟睡的女婴。江丽芳夫妇足足向官员哭求了八个小时,他们坦承女婴是他们亲生,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求留住孩子。他们愿意接受最高额度的罚款,官员不理,他们表示愿意去筹钱来付两倍价码,也依然被拒绝。官员坚持女婴必须被带到孤儿院,更强迫他们夫妇签署文件,「证明」他们是在田里发现女婴。这时,姜丽芳夫妇依然抱持最后一丝希望,希望隔天就可以从孤儿院接回女婴。

  江丽芳夫妇一夜未眠,清早直奔孤儿院,解释说昨天晚上被送来的那个女婴其实是他们的孩子,并希望能够办理收养手续。但无论江丽芳夫妇如何恳求,孤儿院说什幺也不让他们进来。他们试着找来其他亲戚办理收养手续,也都被打回票。这一切很可能是因为,孤儿院早就打算让愿意付出更高价钱的外国人,来收养女婴。

  江丽芳以泪洗面数个月,食不下嚥也说不出话。她的家人担心她的健康情形与精神状况,夜里她会梦见她的孩子回到她身边,但一个惊喘,又把她拉回恶梦般的现实。江丽芳花了快三年才得以平复,她还有一个孩子跟丈夫,他们一家人都需要重新开始。

  故事的结局是,女婴被一对来自美国的中产阶级夫妇收养,也许比起继续留在中国,在美国长大的她,可以有更宽裕的经济环境、更好的教育与更多的机会,但她始终是「被盗来的」孩子──以为自己只是因为生为女儿,而被冷血厌女的爸妈遗弃。

  不像中国其他冒进的政策,多半是毛泽东个人狂热的产物,一胎化政策其实与毛泽东本人想法背道而驰,毛泽东怀疑节育家庭计画的必要,当北京大学校长同时也是人口学家的马寅初,提出当局应该要想办法遏止失控的人口成长时,马上就被毛泽东免职。

一胎化的人性苦果:中国最错误的政策? 

  《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方凤美(Mei Fong),在她的着作《一个孩子:中国最激进的实验》中指出,早在70年代早期,中国就已经成功推行鼓励晚婚,拉长生育间隔期的「晚、稀、少」家庭计画,官方的口号是「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三个就太多」。不用上强制手段,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就已经把每个妇女的平均生育数,从六个降低到三个,可说是相当惊人的成就。很少人注意到,中国人口生育率的最大幅度走跌,其实早在一胎化政策前就开始。

  但中国领导人想要看到更大幅度的走跌。在内部会议中,有一些人口学家与经济学家警告,太剧烈的人口变动可能会导致「可怕的悲剧」。但这不是领导想听的话,政治局的领导们很快就发现从「中央计画经济」,转型成「中央计画家庭」,是很容易的事。1980年九月25日,党中央发出公开信,要求党员自己把生育数量限制到一。这是一胎化政策首次登场,并且很快地变成强制性节育与强迫性堕胎。方凤美写道,这是「这项持续35年的政策,是世界上最激进的社会实验,决定了世界上六分之一人口的出生、存活与死亡。」

  当邓小平在1978年掌权,并向西方开放中国时,有许多人对于中国进行现代化与抑制人口成长,抱持同情态度。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有严重的人口问题,在邓小平的年代,西方世界被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所震慑,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一致同意全球人口控制很有必要,共和党人大力支持各种生育控制,当时共和党副总统布希(George H.W. Bush)更因为鼓吹家庭计画不遗余力,而被暱称为「橡胶套」(Rubbers)。

  现在回顾起来,西方对于中国抑制人口成长的同情态度可以理解,但对于中国执行一胎化政策的残酷却未免流于装聋作哑。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己也在骗,伪装成人民都是自愿配合,就像同情中国者所说,一胎化政策就跟西方一些徵税政策一样,只是用罚金去诱发某些行为动机。这个骗局能得逞,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是最残酷的手段都发生在乡村地方,比较常跟西方人混在一起的城市知识分子,较少违反这个政策,就算违反了,也不太会被强硬对待。

  事实上,中国的都市菁英经常是赞成一胎化政策的。人权运动者呼吁言论自由,但家庭计画很少是他们关注的议题。唯一的例外是来自乡下地方的盲眼律师陈光诚,周遭村民的惊恐让他愤慨。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陈光诚提到他一个59岁委託人的故事:家庭计画的官员为了找出他私藏的女儿,把他吊起来,坚不吐实的结果是换来一阵毒打。

  发生在湖南李秋良(音译)身上的故事也很匪夷所思,这位23岁,持有生育许可的孕妇,在1992年底怀胎七个月时,家里突然出现生育计画的官员,他们担心1993年的生育数可能会超出额度,让他们被扣薪或降级,因此四处搜捕有孕在身的妇女,强迫她们立即「引产」。

  李秋良的婆婆向官员哭求,媳妇的身体不好,希望让她顺利生下这一胎,不管是男是女,让他们夫妇晚年能有人照应,生完这一胎她就不会再生了。但这些官员完全不理会,他们把李秋良带到诊所,即使李秋良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还是命令医生立刻开始引产手术,手术让李秋良大出血,陷入昏迷,几乎去了半条命,即使人救回来也终生残废,而李秋良的宝宝则在手术九个小时后死去(这个案例来自中国内部的机密文件,后来当局坚称事情并非如此)。

  中国宣称一胎化政策在35年期间遏止了四亿的生育数,但这个数字过于夸大,人口学家评估数量应该只有一半,可能还更少。而虽然有一些经济利益,但却不大,方凤美引述一个经济学家的评估,每1%经济成长,一胎化政策大约只贡献了十分之一。但真相可能更複杂,当生育率降低,确实对经济成长有短期的显着人口红利,小孩变得更少,而较大比例的人口还在工作。但当人口开始老化,也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劳动力就会开始萎缩,这个萎缩目前还看不到终点。到了2050年,中国将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超过65岁,再到2100年,可能会萎缩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还很可能过半,所有这些都会重挫经济表现。

  一胎化政策的恶果还因为传统对男孩的偏好而加剧,当每一家只能被允许有一个孩子时,他们不会把「配额」留给女生。中国人口的性别比例已经开始失控地偏移,男女比是1比1.18,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男性很可能会光棍一辈子,我们还不清楚一个有这幺多剩余雄性的社会,到底会发生什幺事。

  十几年前,Valerie Hudson与Andrea den Boer两个人写下了一本引发争议的书《光棍:亚洲过剩雄性人口的安全意涵》(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讨论在中国、印度与亚洲其他地方,性别比例失衡的结果可能导致威权与暴力,而政府也可能以黩武手段来消耗这些过剩的雄性气概。某些人相信,中国近来对于争议岛屿坚定的民族主义主张,一部分原因可能是躁动不安的Y染色体所导致。

  2015年十月,中国正式终结了一胎化政策,并声称每一对夫妇都将可以拥有两个子女。这个政策要如何执行?是否意味着强制绝育与流产也将绝迹?一切都并不很清楚,也许把它视为一个强制性政策的鬆绑,而非其真正终结,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过去几十年来,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今天许多中国家庭可能都只有一到两个小孩,特别是在城市。一项调查也发现,只有一个小孩的家庭,有60%说这与一胎化政策无关,教育成本经常才是最大考量。

  一胎化政策为国际带来的最显而易见的后果,则是中国出生、西方领养的孩子,而且为数不少。Johnson指出,中国一直以来都有非正式收养的传统,因此也有更多的小孩,是在国内就被收养。但由于这些非正式收养也被用来闪避一胎化政策,因此遭到官方严打,例如,生下双胞胎不会受罚,因此第一个孩子常常被藏匿起来,等到一年多以后另一个孩子出世,再一起通报成双胞胎。

  Johnson提到了一个高婉如(音译)的故事,当她被发现又有孕在身时,整个家族强迫她去堕胎,因为没有被官方「核准」的受孕,会招来高额罚款,更会让她的丈夫丢掉工作。但高婉如就是想要这个孩子,特别希望是女生,于是她祕密地在娘家产下女婴,既然小孩与丈夫的工作难以两全,于是他们就把小孩放到某个他们觉得想要女儿的远亲家门口,然后燃放鞭炮,让远亲打开家门「发现」女婴。

  起初这一切都很顺利,亲戚抚养了女婴,也似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双亲是谁。但当女孩四岁的时候,家庭计画的官员知道了她的存在,他们希望女孩离开他们的管区,以免他们这一区的婴孩数量超额,高婉如与她的丈夫透过祕密第三方,让领养家庭付上了一笔可观的费用,才保住女孩。当高婉如的丈夫因癌症弥留之际,女孩被带到医院来看他,养父母认为,那是她的亲生父亲,应该来见爸爸最后一面。几年后女孩结婚了,养父母特别邀请高婉如参加婚礼,那一天,高婉如在宾客席上,看着自己的女儿成了婚。

  人们常认为,女孩在中国就是不得人疼,她们是因为文化因素而被弃养,导致必须在美国寻求庇护。显然,中国是父权社会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但说这些女孩就只是因为父母冷酷无情才被弃养,未免太过肤浅。

  Johnson书中,还有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一对中年夫妇李荣与王阿英(音译),一场溺水意外夺走了他们十五岁的孩子,让他们悲痛欲绝。一天晚上李荣行经垃圾堆,听到婴儿微弱的哭声,查看之下,发现一个气若游丝的女婴,李荣迅速救起婴孩,并带着她飞奔回家,唯恐小孩就在他怀里断气,他们夫妇不眠不休地照护这个女婴,用尽积蓄支付女婴的医药费,并死缠烂打要当局给孩子登记户口,让她以后可以就学,当局不肯,激怒了李荣,他说他们夫妇为当局省下了抚养孩子的花费,「还是政府就是想看她死在垃圾堆里?」

  小孩最后得到了户口,女孩也顺利成长,正準备大学入学考试。她的「双亲」卖了房,换到小一点的房子住,好筹措女孩未来四年的学费。女孩跟他们非常亲密,并且对于父母为她牺牲太多而感到忧愁。李荣夫妇从来都没有跟她谈及身世,唯恐这会伤及她的自尊。李荣夫妇一家并不优渥,但他们所施予无私与丰足的爱,所展现的力量难以超越。

  然而当局却经常干涉这种抚养本能,在湖南与贵州,有一些极端的个案显示,家庭计画当局所做的,就只是抢走违反一胎化政策的孩子,然后转卖给孤儿院,这从来都不是政府政策的一环。

  不管它的立意为何,一胎化政策是用最极权的手段,来管治人最根本的权利,也侵犯了最根本的人权,但它完全没有必要,过去的自愿性政策就已经大幅降低生育率了,Johnson为这个政策写下这个墓誌铭:

  「但愿在执行超过三十年之后,伴随着最后两次生育率远低于替代水平的普查结果,这项标誌了此一时代、伤害无数儿童、惩罚无数父母的政策,可以真正告终。而回顾这个政策,我们看到的无数暴行,也会跟着一起走进历史的垃圾桶。

  

书籍资讯

书名:《中国隐藏的孩子:弃养,收养与一胎化政策的人性代价》 China’s Hidden Children: Abandonment, Adoption, and the Human Cost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作者:Kay Ann Johnson

出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书名:《一个孩子:中国最激进的实验》One Child: The Story of China’s Most Radical Experiment

作者:Mei Fong

出版: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本文为节译)

上一篇: 下一篇: